专家谈《史记》:是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治国宝典

2018年05月15日 10:37   来源:人民日报
  《史记》是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治国宝典(大家读书)   张大可   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精品中,《史记》之树长青,它有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是培养爱国主义和民族自信心的珍贵文化遗产。《史记》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发挥了重要的民族凝聚作用。这一特殊的历史价值与地位,使《史记》成为中国人心中很重要的一部典籍。司马迁的思想、精神、人格魅力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很长远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说:《史记》应进入高校课堂。20世纪80年代,我国一些高校开设了《史记》专修课。国学大师陈垣先生也说,高等院校文史两系不读《史记》的学生是不合格的大学生。   《史记》如此重要,如何评价它呢?最有名的是鲁迅先生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以为,或者还可以补充两句话:治国之宝典,国学之根柢。   众所周知,《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对《史记》最恰当的评价,指的是《史记》在史学、文学两个领域取得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具体说,《史记》对于中国史学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奠定了中国史学的独立地位。先秦史籍是中国史学的童年,其特点多为资料汇编,内容庞杂,文字疏简,记事粗略,较少有历史过程的记述与研究。《史记》问世,改变了这一状况,它让中国史学从童年走向成熟。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创作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三千年的中国通史,不仅把历史撰述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引向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而且以人为主体,建立了崭新的历史观认知体系,这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之后,史籍得以蓬勃发展,两汉以后,史籍独立成部,蔚为大观。东晋李充著《晋元帝四部书目》,史籍已在经、史、子、集四部目录中位居第二。其二,规范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其三,创立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其四,树立了中国史学的进步历史观。这一点尤其重要,司马迁建立的大一统历史观,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史记》对于文学的贡献,亦有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是一位语言巨匠,创立了善叙事理的叙述语言。其二,司马迁是一位散文大家。唐宋八大家倡导的古文运动就是学习司马迁,追步司马迁。其三,创立传记文学。其四,传奇人于千秋,创立了塑造典型化历史人物的方法。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司马迁探索出一套写人的艺术。可见,鲁迅的评价十分中肯而精准,可以说是学术界的共识。   但是,评价《史记》仅仅从艺术的层面还不够。司马迁自己的评价,就是前文提到的《史记》的写作宗旨,一共十五个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换句话说,《史记》内容博大精深,包括“天、人、古、今”,是一部浓缩中国古代三千年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自成一家思想体系。“国学之根柢”的意义即在此。司马迁定位《史记》是效《春秋》而作的道德伦理典籍,其思想体系是两“立”:一为后王立法,二为人伦立则——《史记》就是为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树立法则。司马迁把全社会各种人际关系概括为:君、臣、父、子。司马迁说,全社会的人,也就是“君、臣、父、子”,都应该读一读《春秋》,这样才能懂得“君、臣、父、子”的职责,懂得怎样做人,那么社会就和谐了。司马迁自己对《史记》的评价和定位,是从思想内涵层面说的,庄肃地写在《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中。我们转换为现代语言,套入鲁迅评价的语境,就是“治国之宝典,国学之根柢”。在我看来,这两句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相辅为用,是对《史记》从艺术成就到思想内涵的补充评价。限于篇幅,“国学之根柢”难以展开细说,下面着重说一说“治国之宝典”这一话题。   “治国之宝典”,即指《史记》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则。简括地说,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建构要与时俱进,不断更化革新。二是,贤人治国,追求君明臣贤。先说国家建构。《史记》开篇《五帝本纪》阐释国家草创,司马迁展示的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禅让相承,记述的是历史不断进化和国家建构不断完善的历程,表现了司马迁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史记》全书生动记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的社会变革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如何避免动乱发生?就需要施政者自觉地革故鼎新,自上而下推行更化变革,自强不息。“通古今之变”,就是要用不断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人间社会的发展。国家施政要不断地因时调整,所以《史记》写了许多变革事例,供后人采择。最有名的变法改革,一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是秦国商鞅变法。赵武灵王渐进改革,移风易俗,赵国近于称霸,历时二十年。商鞅变法急进改革,除秦旧制,一年初见成效,十年大见功效,使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超级强国。渐进改革有许多保留,但所付成本小,负面影响也小;急进改革彻底清除旧制,见效快,但所付成本大,负面影响也大。两种模式供后世借鉴。   《史记》为后王立法,更深的层面是贤人治国,君要明,臣要贤。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许多明君贤臣的范例。司马迁笔下的明君,其正面形象有六个方面。其一,帝王无私,要天下为公。其二,帝王成事,要任贤使能。其三,帝王善断,要有领导方法。其四,帝王兼听,要察纳雅言。其五,帝王勤政,要关爱民生。其六,帝王节俭,要珍惜民财。司马迁笔下的贤臣,亦有六个方面。其一,居官理民,要为民办事。其二,刑政要依法断案,使天下无冤民。其三,为官要清廉,不与民争利。其四,救民水火,甘冒斧钺。其五,当官要自律,职位是责任。其六,治理积弊,要有智慧,要启迪民智。司马迁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是极力颂扬;对暴君昏主、权奸污吏则是无情批判,留下正反两面的典型用以警示后世,合称“惩恶劝善”。七十列传记载的历史人物涵盖士农工商各色人物,惩恶劝善普及全社会,所以《史记》不只是一部史学文学名著,还是一部人伦道德的教科书。   综上所述,《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名著,自成一家之言。而与此同时,《史记》还是一部治国宝典,蕴含了许多治国理政的珍贵经验,传递了一种有利于国治民安、社会发展进步的道德伦理观念。其作者司马迁堪称集史学家、文学家、伦理哲学思想家于一身的文化巨人,在中国文明史上,是一位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物。司马迁把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史记》,给炎黄子孙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将永远值得我们后人铭记。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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